dnf镶嵌读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2021年1月7日发(作者：冯德培)
蔡鸿生先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这是一本以考据为主的史学
专着 ，一般说来，这种著作是比较艰涩、枯燥的。但此书与众不同，颇能引人入胜，且时有
妙语隽言，令人回 味无穷。既易读又耐读，实在难能可贵。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篇分章、
节，每篇、每章、每节都相对 独立，其中若干，如“得悉神和金破罗”（上篇一章五节）、“‘饆
饠’及其汉化”（上篇四章三节）、 “狮在华夏”（下篇一章）、“哈巴狗源流”（下篇二章）等，
简直可以作散文或随笔来读。不用说，每 篇每章都是为了阐发东西文化接触和交流之深意真
义这一全书的主题；而对于读者来说，却尽可各取所需 ，所谓可玩浅韵，可玩深蕴。 除
文笔精美外，本书最明显的特色是实证和 理论 的紧密结合。 作者相信马克思主义对于
历史 研究 的意义，自觉接受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例如：在研究突厥所有权时，努力将突厥
时代 的全部 社会 关系描述一番。这与经典作家关于“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
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 描述一番”的论述之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深知“历
史的空白只能用事理的逻辑来弥补”。由于有 关研究对像的资料奇缺，理论的指导作用就尤其
突出，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必须“虚实互补”。例如 ：有关突厥时代牧地和牲畜所有制的
资料十分零碎，似乎完全不足以说明 问题 ，而一旦借用马克思的 话（“在这里，被占有的和
再生产的事实上指畜羣而不是土地，但是土地在每一个停留地上多暂时为共同 利用”）来概括，
这些史料的内在联系就凸现出来，上述所有制及其特征也就得到了较好的表述。 在 运用
历史唯物论指导研究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将自己取得的具体成果上升为理论。换言之，作者
并不允许自己在一些具体成果面前止步，而是以这些成果为基础，去寻找历史 发展 中带 规
律 性的 东西，为历史唯物论的大厦添砖加瓦。本书以九姓胡和突厥文化为研究对像，显然旨
在通过典型案例的解 剖，展示东西文化在接触、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奇观，进而阐述古代东西
文化交流的规律。而一系列有关九 姓胡和突厥文化的具体问题的探索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中亚
绿洲文化和游牧文化也具有普遍意义，如关于九 姓胡城邦政制多重结构及其性质和形成原因
的考察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作者虽然作了大量的考证 ，但并没有陷入考证的泥淖不
能自拔。在本书中，考证不是目的，只是理清脉络的手段。如：作者既 分析 了“奴”这一
概念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也揭示了突厥国家内部的阶级对抗。在研究突厥汗国的军事 组织和
军事技术时，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突厥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物质根源。探讨突厥的婚姻和家
庭后，能进一步表述其本质和特征：带有大量母权制残余的父权制家庭。其它如关于九姓胡
东方聚落文 化类型的归纳，从研究九姓胡的贡品探索物质文化交流的规律，由考察九姓胡家
庭指出文化背景对于伦理 观念形成的作用，以及通过解诂胡名说明习俗对人名的制约等等；
也都是例证。 全书用力最勤的似乎 是关于突厥法、突厥社会、突厥汗国军事制度和宗教
信仰的研究，即中篇前四章。在这四章中表现出来的 作者驾驭史料的功夫，可以说已经达到
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作者之所以能够左右逢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作
者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 例如：在讨论突厥法时，作者利用了史书、碑刻和 墓葬出土的
材料。这些性质各异的史料都是断简残篇、不成系统的、往往还属于不同的时空层面。就依< br>靠这么少得可怜的材料，居然讨论了所有权、家庭和婚姻、收继法、继位法、刑法等等对于
突厥法 制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问题，且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在同类著作中实在是不多
见的。 在论及所 有权时，作者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对“地分”、“畜印”和“奴”这三个概
念的解释，各种材料被有机地结 合成了一个整体，使这三个概念变得有血有肉。就“地分”
而言，作者首先引用达头可汗致拜占廷皇帝的 一封信以及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
揭示可汗与“地分”的关系，又透过唐太宗与颜师古君臣所 议安边之策，揭示了各部酋长与
“地分”的关系，接着又通过对《旧唐书》以及翁金碑有关的记载的分析 ，揭示“地分”作
为贵族剥削牧民物质基础的本质，最后举阿尔泰某养马场的“地分”遗迹展示了公有牧 场被
贵族或可汗支配的直接证据。这使我们对于《周书·突厥传》中“各有地分”一语的理解，
就不再是空洞或抽象的了。类似的精彩分析也见于关于畜印和奴的讨论。 由于原始资料
的匮乏，对于 历史上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许多情况我们迄今知之不多。幸而一个不容否认的
事实是，这些民族有许多共 性。因此，当史学家对某一民族的若干方面作出比较透彻的阐述
时，其意义便不限于这一民族本身。“地 分”或“分地”最早见于匈奴。《新书·匈奴篇》载
贾谊上表有曰：“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 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
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皆属之直郡” 。何谓“各有分地以卫边”，
历来不甚了了，是作者的研究给了我们启发。原来唐太宗贞观四年颜师古献 策的实质与汉文
帝前元八年（前172年）贾谊所论如出一辙。同理，作者关于“地分”的研究，也有利 于我
们加深对《汉书·西域传》关于乌孙大昆弥雌栗靡在位时，“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的理解。 < br>研究突厥对研究历史上其它游牧民族的情况有帮助，反过来也可以利用其它游牧民族的资料，
旁证 突厥的情况。这方面，作者做得也是很地道的。例如：在探讨突厥人围猎的组织形式时，
参照了蒙古、女 真的类似情况，玄奘关于突厥围猎的记载中语义含糊的地方就变得清晰了。
再如关于突厥奉佛史事的 辨析。作者首先否定了木杆可汗父女事佛的客观可能性，接着分析
了所谓他钵奉佛与北齐传经的实质，令 人信服地揭示了突厥人宗教信仰自萨满教向佛教的回
归这一过程背后 政治 、 经济 的原因，在此基 础上，再就“拂云祠”这个莫衷一是的问题
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就不再是仅仅依靠对音进行单纯的地名学 研究了。 作者之所以能对
突厥奉佛现象作出正确的辨析，除了资料功夫外，主要是从比较宗教史受到 启发，深刻懂得
“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非常明显的现世的利益”。从而对突厥他钵可汗建伽 蓝、
求佛经、自斋戒等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剖析。于是，这个突厥史上的难题的研究就大大推进了
一步。 要之，正是作者的理论素养，决定了本书的立意和选题有别于一般仅仅依靠训诂
出入于资料堆 的为考据而考据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考据的是非最终将由理论来决定。没
有理论的概括，考据的成果 将无所归宿。本书多发前人未发之覆，考据方面的成就是毋庸置
疑的。但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理论对 于考据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这对于 目
前 重考据、轻理论的我国中亚史、内陆亚细亚史和中西 交通 史领域来说，尤其如此。 “即
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 科学
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地
掌握了的历 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18页）。本课题研究所依据的原始史
料不仅有汉语的还有非汉 语的。本书的研究乃以汉文史料为主，结合非汉语史料。分析、运
用汉语史料是国际中亚学界、内陆亚细 亚学界的薄弱环节，而正是我国学者的优长之处，作
为 中国 学者，努力挖掘和利用汉文史料解决中亚 和内陆亚细亚史上的问题是义不容辞的，
但是如果单从汉文史料立论，也难免偏颇。有见于此，作者在充 分利用汉文史料的同时，注
意利用非汉语史料，特别是突厥语史料、粟特语史料、波斯阿拉伯史料和拜占 廷史料等。如
在考察九姓胡婚俗的择偶规范时利用了穆格山出土粟特文书，而结合东西方史料而取得成果
的一个典型例证便是“毕国史钩沉”（上篇第四章）。其它如考证九姓胡岁时、节庆、胡名、
贡 表、贡品等等，也都尽可能融汇各种原始史料。这使作者的结论建筑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至于 文献 与考古资料的结合，所谓二重证据法，在本书中随处可见驾轻就熟的运用，例如
对于九姓胡居室、 服饰、饮食，以及对于突厥军事装备的研究等等都是这一 方法 结出的硕
果。这是东西交通史研究者的基本功，这里就不凖备多介绍了。 不仅自己肯下功夫，作者还非常善于吸收前辈学者有关成果的精华，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例如他对唐代九姓胡
的研究， 就方法论而言，特别强调王国维氏的统治和被统治“二极观”，和陈寅恪氏的九姓、
杂种“同一说”，从 而在探讨九姓胡的民生、政制和礼俗时，避免了许多“窒阂”。站到了巨
人的肩上， 自然 看得比巨人更远。 研究东西交通史，不用说不仅需要掌握中国学者在
这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更要了 解国际学术界有关方面的新进展。这本书涉及的又都是东西
交通史上的著名难题，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千 头万绪，每一个环节都有层出不穷的意见。作
者平心静气地对待各国学者的不同观点，在认真分析之后， 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不仅是研究
具体问题的必要，还是一个学者应该恪守的学术规范。多数情况下，学术 观点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而是有所承袭的，我们既要超越前人，又要尊重前人已经付出的劳动。在史学 规范
有待建树的今天，本书亦可提供某些启示。 作者在引言中引用了《新唐书·哥舒翰传》
关于安禄山与哥舒翰身世的有趣对话，接着说：“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
出一个广阔 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流”。阅读
至此，不由我不拍案叫 绝，为作者有了一个出色的课题而兴高采烈。也正因为如此，在读完
本书上篇“唐代九姓胡”和中篇“突 厥文化”之后，便自然而然期待着下篇就九姓胡文化与
突厥文化或者这两者与唐代汉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展 开讨论，甚或竟是西域其它区域文化与汉
文化以九姓胡、突厥为中介进行接触和交流的考述。但是，我的 这一期望终于没有得到充分
的满足（仅在中篇第五章讨论突厥生肖起源时有所涉及，且语焉不详），从而 隐隐约约生出了
一丝遗憾。尽管下篇“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广的视角审 视着
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上中篇同样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当然，作者终于未能完满构
筑自己的体系，也许至多应该为这本书惋惜。因为反过来想一想，对于我辈读者，这又何尝
不是一件幸事 ，如果作者果真为了紧扣主题，将“哈巴狗源流”之类名篇割爱，岂非同样可
惜之至。 另外，作者在 讨论突厥婚姻法时指出，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唐代长安教坊流
行的所谓“突厥法”，亦即兄弟共妻制， 不见于蒙古草原其它各族，称之为“突厥法”值得怀
疑，而教坊艺人多为西胡或杂有西胡血统，所染之习 ，当溯源中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作
者进一步指实此法为“嚈哒法”，似乎有未安。一则，嚈哒起源于 塞北，与突厥同属北方民族
之列（虽然也有人以为嚈哒起源于吐火罗斯坦，似不可从）；既然从匈奴以来 蒙古草原并未流
行这种婚俗，嚈哒不应例外。最早记载嚈哒史事的《魏书·西域传》不见关于嚈哒人一妻 多
夫或兄弟同妻的记载，正表明其人原来并无此法。二则，此法在中亚各地、不同民族之间流
转 非常广泛，也就是说不能排除西迁嚈哒人间流行此法与后来的突厥人一样也是入境随俗的
可能性。 如 前所述，作者对突厥军事组织研究是十分深刻的，在此没有什么可以补充，
只是想建议作者联系蒙古“那 可儿”的情况，探索一下突厥的“伙友”，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顺便说说，作者谈到九姓胡贡品有红 盐和黑盐，认为可能是从漕国转贩的，这自然是不错的。
而据《魏书·太祖纪》等，可知漠北也产黑盐； 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红盐亦产于甘
州回鹘，只是不知这些地区所产与九姓胡所贡性状有无区别 。录备作者 参考 。 本书直
接引用的文献，无论中外，都一一注明出处，而且精确到页，这是十分 必要的。缺点似乎在
于注释所见外文论着引用时格式未能统一。有时引用的虽是原文，列出的只是汉译名 称，有
的在外文后附上汉译，有的仅有外文。我认为，如果作者引用的是汉译文，一般只需注明汉
译文的出处就行。如果引用的是原语文献，则最好直接列出原文。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仅
仅注以汉译 ，会给读者搜寻原文带来困难。如果原文后附以汉译，叠床架屋，未免浪费篇幅。
对于不懂原文的读者其 实帮助也不是很大。每次拜读蔡先生的论着，都能解决心中的许多疑
问，学到许多做学问的方法，遗憾的 是无缘识荆，但望有生之年，有当面求教的机会，而此
时此刻，只能遥望南天，寄托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