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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
导语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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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学者
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湘军名将
刘长
佑担任直隶总督时,
在“剿捻”的方案上主张的是“合剿”
;
而湘
军统帅、
奉命主持全盘“剿捻”
事务的曾国藩主张的则是“分堵”。
二人意见不合,然而曾国藩却对刘长佑极力称道。刘
长佑感
慨地说:“涤翁于此乃毫无芥蒂,良由做过圣贤工夫来也。”
曾国藩老先生在这件事上竟然毫无芥蒂,实在是因为做过圣
贤工夫呀。
每一个领导者都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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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文化的情境下,究竟什么样的领导力才会使领导者走
向成功?
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无疑是揭开答案的线索之一。
无论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余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还是蒋
介石所说的曾国藩为人行事“足为吾人之师资”,都昭示了这<
/p>
样一个事实:在曾国藩的身上,一定有某些与中国情境下成
功的领
导行为相契合的要素。
中国古人对
于一个人的最
高评价,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曾国藩是中
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可以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所谓的
“立德”,就是道德的提升与德性的修炼。中国人讲“修
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看来,“修身”是“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前提。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自我管理是组织
管理的
前提。
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所谓的“圣贤”,
就是德性成熟与道德完美的人。
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
便为禽兽”。成圣成贤的理念,
使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卓越,
而
不向自我妥协,他的“立功、
立言”,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的。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德性与品格的修炼对于一
个
人领导力成长的至关重要的价值。
所谓的“立功”,就是
建功立业。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事情是镇压
了太平天国起义,
挽救了大清王朝。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人们当然可以对这件
事情有不同的评价,但是所有的人都会承认,这件事情的做
成,是非常不容
易的。曾国藩是一个文人,没有学过军事指
挥;曾国藩所率领的军队是湘军,湘军最早就
是团练,也就
是民兵、地方武装,它不是国家的正规军,它得不到国家资
源的支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带领一支非正规的地
方武装,竟然完成了
正规军都没有做成的事业,这其中一定
有它的道理。
湘军最早是草根起家的团练,开始时就是
乌合之众,曾国藩竟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湘军打造成了
那个时代最有凝聚力、最
有战斗力的部队。他是怎么打造出
这样一个部队的?
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
是用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他
的手下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
。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于你,
本身就是领导力的重要内容。曾国藩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
曾国藩是文人,指挥作战的能力
其实并不高明,但是他非常
善于进行战略的谋划,湘军虽然打过不少败仗,但在战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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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一步步占据了优势,最终战胜了太平天国。那么,曾国藩
在战略
决策上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还
有,曾国藩毕
竟只是一个大臣,不是皇帝。他要想做成事,就必须首先处
理好官场的各种关系,包括与朝廷的关系、与同僚的关系、
与下属的关系等,而
官场的关系,向来是极为复杂的。在任
何一种领导情境中,处理好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
都是把事
情做好、做成的前提。在这方面,曾国藩究竟表现出了什么
样的智慧?
所有这些,显然都
是领导者会关注的问题。
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无疑也会给今天的领导者以更多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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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所谓的“
立言”,就是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来。
曾国藩是一个悟透中国文化的人,更主要的是
他有着非常丰
富的人生阅历与管理实践。他又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的人,
他往往把自己对人生的体悟,总结出一个字、一段话、一副
对联来,与自己的朋
友、下属和家人分享。李鸿章对曾国藩
的“一言之教”非常佩服,李鸿章曾经对人说:“
古人谓一言可
以终身行,
真有此理!
”
古人说一个字就可以一辈子遵行<
/p>
不悖,真是有这样的道理!梁启超在谈到曾国藩所总结出来
的人生
道理时也说:
“彼其所言,
字字皆得之阅历,
< br>而切于实
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
之言所能逮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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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话,
字字都是从阅历中来,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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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际,所以亲切有味,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不是唐宋之
后的那些
儒生们所能比拟的。
曾国藩所总结
出来的这些
道理,往往都非常简洁、非常通俗,也非常深刻、非常耐人
< br>寻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实践性。像他总结的人生三畏,
“畏天命,畏人言,畏
君父”;天道三忌,“天道忌巧,天道忌
盈,天道忌贰”;人生三乐,“读书声出金石,
飘飘意远,一
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
也”;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
者败,反复多诈者
败”;为人四知,“知命、知礼、知言、知
仁”;修身四课,“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治事五到,“身
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课心课身六法,“敬、恕、
诚、静、勤、润”;处世八德,“勤、俭、刚、明、忠、恕、
谦、浑”
;等等。包括他所写的对联,如“天下断无易处之境
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好人
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
世事多因忙里错,
且更从容”、
“战战兢兢,
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虽
逆境亦畅天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
次求变化;
办事
无声无息,
既要老到,
又要精明”,
凡
此等等,
都是可以作为领导者的箴言来读的。这是曾国藩给后人留下
的最宝贵的财富。
二
大道至
拙:以理念而非权谋为
核心的领导力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权谋”的形
象。曾国藩因此也成
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事实上,曾国藩
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曾国藩并非天资
聪明
之人。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
是个“书憨”,
即书呆子。
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
在并时
诸贤杰中,
称最钝拙”,
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
在当时的杰
出人物中,被认为
是最笨的一个。
曾国藩对自己也很
有
自知之明,
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
“自问仅一愚人”。
曾国
藩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
天分均不甚高明”,我们兄
弟的天资都不高。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
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
沉吟
数时不能了”。
我性格鲁钝,
别人一眼就能读两三行,
而
我却用尽全力却读不完一行;别人立刻就能办好的事情,而
我却犹豫半天也不能了结。
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
< br>“行
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
兵贵诈而余太直”
。
行军打
仗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因为打仗贵在出奇制胜,而我
过于
平淡;打仗贵在权谋变诈,而我过于直接。
曾国藩的这
些特点,同以聪明和才略
而著称的胡林翼和左宗棠相比,确
实是非常钝拙的。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
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困勉”、“拙诚”的工夫。所谓的“困勉”,
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
勉力做出。曾国藩说:“自以秉质愚柔,
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
”我天资愚钝柔弱,
除了困知勉行之
外,
别无下手之处。
所谓的“拙诚”,
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
他认为“天道忌巧”,
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
能胜天下之至伪;
惟天下之至拙,
能胜天下之至巧”。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
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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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困而知,
而勉而行,
历百
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
勤,
植之以刚,
贞之以恒,
帅之以诚,
< br>勇猛精进,
坚苦卓绝。
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
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
权,
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
学的核心,
是他一生得力
之处。
在我们今天来看,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
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
朴为用人之本、以
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
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
治事之本、
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其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
< br>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
方面是
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
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
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
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
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用曾国藩的说法,
这
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
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
流。军事的失败只
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
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
愤耿耿者,<
/p>
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没有兵不必要
深忧,没有饷不值得痛哭。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看去,竟然
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
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
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
息的现象
啊!
要扭转这种局面,
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此
一二人者之心向义,
则众人与之赴义;
一二人者之心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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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众人与之赴利”。
社会的关键,
就在于一
两个领导者的价值
追求往哪个方向而已。这一两个人追求大义,那么众人就会
与之一起追求大义;这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
之一起追求私利
。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
,是
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
些“抱道君子”,
以“舍身卫道”、
“杀身成仁”的精神,<
/p>
以“打脱牙,
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
,投身于挽
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在“舍身卫道”、
“忠义血性”的驱动
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它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中兴将帅别传》
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
有百折不挠之志”,
胡
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
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
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
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
于勇悍
愚夫”,与“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
< br>乡昭忠祠记》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
/p>
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
难避害
,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
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
,而不责人以同患,浩
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
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
群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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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九载而戡大乱,
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君子之道,
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倡
”更大的了。世道混乱的时候,上上
下下都拼命追求没有节制的欲望,用奸伪之心相互吞
并,用
变诈之心相互争斗,各自图谋自己的安全,而不惜把别人置
于最危险的地方。畏难避害,就连捐出一丝一粟来拯救天下
的力量也不想出。得到忠诚
之人起而矫正这种风气,克己爱
人,去伪崇拙,亲临艰难而不苛求人共患难,浩然献身如
同
远游之人回到故乡而无所犹豫担心。于是众人效其所为,也
以
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我们同乡几位君子之所以
能够鼓舞群伦,纵横天下,戡平
大乱,难道不正是拙和诚的
效用吗?
这无异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的最好总
结。可以说,他的信
念、他的抱负、他的道德、他的品格、
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
执着地将
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
的核心。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改变了
那个时代的风气。
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从根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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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是他把以理念为核心(所谓的“忠诚”、所谓的“卫道”、
所
谓的“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抱负,激励起一批
有着同样理念的人共同投身于
他所谓的事业,从而使湘军成
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百里语)
,成为一支
“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这是他
能最终
完成戡平“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也是历代的
共识。梁启超说
: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
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
,以道自任,
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
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
陶铸一世之人者,必
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
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
之立于此
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祓之,乃益不可已也。
曾国藩生
于雍正、乾隆之后,举国风
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极点。唯
独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讲求举世都不去讲求的学说,以
传
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
最终排除千难万险,
成就了功业,
而他们的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断绝。今天一谈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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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行、敦朴笃实的志士,人们一定首先提到三湘大地。由此
可见,曾
国藩所说的“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才”,
并不是不可达成的事业。虽然在举世
混乱之极的时候,它的
效果都未必不为壮观。
抑或说,
正是在举世混乱之极的时候,
仁人志士立于漩涡之中,其卓立独行、洗涤
人心的功效,才
更加不可阻止啊。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
儒家思想。
儒家的理念,
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
就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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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
一理念
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
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与一般儒
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
总是无益,<
/p>
必须躬自入局,
挺膺负
责,乃有成事之可
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
“拙”、“诚”的“力行”的工夫,以“知
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
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从而完成了他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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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
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
人,
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
/p>
而曾国藩是“办事兼
传教”之人。
毛泽东
认为,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
样的境界,
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国藩,
一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
这两个人成事的根本,
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
也
就是通过理念的传播与践行成就了事业。
毛泽东所说的
“传教”,点出了曾国
藩的领导特质与成功因素。研究领导力
问题的著名专家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
说:“理念影
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
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等。
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
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
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
投入地去
做。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①事实上,这也是伟大的领
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
心、
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的,
一定是大中至正、
可昭日月的
。
曾国藩的明道以救世、修己以治人,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
智
慧。
①
(
美)
詹姆斯·库泽斯、
巴里·波斯纳
.
领导力
(第
4
版)
.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p>
2009:41-42.
三
一
生三变:一个领导者的成长轨迹
对于领导者来说,清晰
而执着的理念
非常重要,但光有理念还不够。所有的领导行
为都是在一定的现实环境中展开的,成熟的
领导力,除了理
想的追求之外,一定还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需要有在现实
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曾
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
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
而为
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
颐兄弟与朱熹,是
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
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
别称。欧阳
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
再到“道”——实际上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
轨迹。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是以理学为自己
的修
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
学何为?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
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
己的追求,他的格言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曾国藩认为
人生只有两个境界,要么
是圣贤,要么是禽兽。所以他逼着
自己一定要进行品格的提升,要达到道德完美的境界,
达到
圣贤的境界。
可以说,
追求卓越是
他一生最大的价值驱动力。
只有具有这样追求的人,才会真正成就伟大的事业。
理
学对曾国藩的另
一个影响,就是“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士
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
意识、责任意识、
传承孔子以来道统的意识,
所谓的“民物命
何以立,
圣贤道何以传”。
然而太平天国信仰的是天主教,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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