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大学硕士-加拿大大学硕士
西南联大：一所只存在抗战时期
的大学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
8
月，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
1938
年，
三校
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
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胜利关闭”， 三校各自北归复
校。
在这里，走出了
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8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71
位两院院士……
是什么造就了西南联大的传奇？
1
三所名校，怎么管？
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回忆说：
“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
两所不
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西南联大由清
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
< p>理校务，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
明，故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
共十七个系。
“清华严谨，北
大自由，南开活泼”，而将三校学风熔为一
炉的西南联大，则兼具“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
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
2
投笔从戎：抗战的生力军
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在今天云南师
范大学校园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镌刻着
1946
年
5
月
4
日立碑时
所能收集到的
832
位（共刻有
834
个名字，有两人重复刻名，实 为
832
人）从军学生不完整名单。由
于当时条件所限，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
295
人从军学子绝大多数未列入。两者相加共有
1100
多人，从
军人数比例高达
14%
。也就是说，每一百位学子里便有
14
人投笔从戎。连校长梅贻琦的一儿一女也
投军，分别加入中国抗日远征军和空军，一时传为佳话。
贡献有多大？我国著名翻译家，
后来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联大就读时，
为飞虎队准确翻译了一份情
报，粉碎了日军对昆明的一次空袭。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对
火焰喷射器准确翻译，对其在缅北战场上
投入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 /p>
牺牲有多大？
1944
年
6
月
18
日，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校友戴荣钜，驾驶飞机掩护轰炸机轰
炸长沙，途中与敌机遭遇，不幸机坠。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的校友王文，
年
8
月在保
卫衡阳战役中与
敌机作战时殉国。
从军名人有几多？现代诗歌第一人的穆旦值得一提。
那时，穆旦已是西南联大的留校教师，却主动报
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
5
军军部供职。他后来参加了远征军兵败缅甸后的野人山大撤退，抗
战胜利后，写出诗作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参加
抗日远征军在缅北作战的联大学生兵中，走出一位中科院院士——被称为“世界光导纤维之父”
< br>的黄宏嘉。
3
联大的“长征”
三所学校南迁的历史，也堪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长征”。最艰苦的一段，就是由常德
出发，徒步
到昆明，这便是号称“文人长征”的“湘黔滇旅行团”。
< /p>
对于旅行团的师生来说，困苦不堪的旅途最大的收获，便是接触到了更为广大、更为真实的
中国。在
他们走过的地方，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有的是千年以来的落后封建。“中国这
么大，我们应该重新
认识了。”闻一多感慨道。
图为旅行团抵达昆明。
（资料图
/
图）
旅途的
第
68
天，
1938
年
4
月
28
日，旅行团
284
名师生抵达昆明。 梅贻琦带领着欢迎队伍在桥头迎
接，眼前一个个出现的故人都已换了沧桑的面孔。长征结
束了，而西南联大的路才刚刚开始。西南联
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一路的跋涉已为它
做了注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
4
艰苦的办学环境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
、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初
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
大学。
当时，梅贻琦邀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
成、林徽因夫妇为联大设计校舍。然而，因为缺乏经费，此后两
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
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当设计稿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愤怒地
冲到梅贻琦面
前，咆哮着：“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要
我
梁思成干什么？！
“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
我们一次，行吗？”梅贻琦恳切地说。半年后，
一幢幢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填补了西南联大
的校园，
无法想象，
这些茅草房出自两位蜚声世界的建筑学
家的设计。
如今的云南师大校园，仍保留着一间铁皮屋顶教室。这是
西南联大仅存的土坯墙教室，马口铁做的屋
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
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地在
黑板上写下
6
个字：“现在停课赏雨。”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必须安
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
英文书籍总共只有<
/p>
6000
来册。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而老师也缺乏资料，不得不凭借
记忆开展教学。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仍记得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
,
却是一片鸦雀
无声的自习景象。
5
穷得叮当响的教授
生活拮
据是教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1941
年
12
月， 西南联大常委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乃自暑假
以来，物价又复飞涨，比于战前多高至<
/p>
30
倍以上。”“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
600
元 ，以物价增
长
30
倍计，其购买力只等于战前之十七八元 ，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
有时，教授们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得
无奈摊手：“我是教授。”乞丐听闻掉头便走，连他们也知
道，教授们穷得叮当响。
华罗庚曾与闻一多一家共同生活在一间
16
平米的茅草屋里。闻一多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家住屋子
西头，
以一块花 布相隔。
下雨时，
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
漱口缸和饭缸等聚集起来 ，
抵挡漏雨。
后来，
华罗庚写了一首小诗，描绘那段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
不同心同仇。”
在物价飞涨的年月
,
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 、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
,
教授们大多住得
很
分散
,
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 迟到。
抗战中后期
,
物价暴涨
,
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
,
补贴 家用
窘困至此，教授们仍于三尺讲台上兢兢业业，但以传道授业为重任
。林语堂上世纪
40
年代初路过昆
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
惊叹
:
“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6
与国际接轨的教学质量
美
国的汉学大家费正清曾于
1942
年访问西南联大，
与陈福田、< /p>
张奚若和钱端升等
12
位教授有过交流。
他
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
1944
年联大文学院部分教授合影
闻一多给学生演讲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
战爆发后，全国大学教职员总数比战前减少
27%
。此时，大批中国留学生
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地返回祖国，并以一己之长，投身中国教育事业，缓解了大学教师青黄不
接的
态势。
据统计，
1941
年时联大
179
名教授和副教授中，
156
人有留学经历，占
87%
。全校
5
个学院 的院长均
为留美博士，
26
个系的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 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
他们留学欧美后，接受了比较完整的西式大
学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国新兴学科的创立者。具
有留学经历的学者们曾于欧美进
行学术研究，
使得战时地处西南边陲、
几乎与世隔绝的西南联大仍能
与世界前沿学术理念接轨。
例如，数学系的必修课程与战前
清华大学的课程设置基本相同，而选修课则较多，内容新颖，有些属
于当时世界数学新领
域的课程。
这些课程多由新归国的青年教授讲授，如华罗庚的《解析数
论》和《连续群论》等；陈省身的《黎曼
几何》和《拓扑学》等；许宝的《数理统计》也
是当时国内最早开设的应用数学课程。
他们还和其他系的新归国教授实
行跨学科联合开班授课。
1939
年，华罗庚、陈省身与物理系的王竹
< p>溪教授合开了一个“李群讨论班”。此外，联大物理系、经济学系等院系的归国学者均开设了一系列
紧跟国际学术最新思潮的课程。
7
走向田野的教学
由于教学仪器和设备较为缺乏，教师们
改变教学方式，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