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本大学抗战期间上战场的大学生是少数

2020年11月25日发(作者：郝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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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抗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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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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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数

引言：

这 一期的《重读抗战》我们来聊一聊抗战中的大学生。在很多人映像中，提到抗

战中的大学 生，

大家眼前会浮现出积极进行抗日宣传，

投身抗战甚至大批参军报效祖国的画< /p>

面。但实际上，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仔细审视近代中国的大学生群体，可 以发现他们并不

如后人想象的那样高大，作为一个群体，大学生个体之间的素质差异极大 ，有热衷政治的，

有立志学术的，

也有耽于玩乐混吃等死的，

< p>大学生群体整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在对日抗

战上，大学生群体也 呈现出独特特点。

民国大学生大多与社会脱节致眼高手低花天酒地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体系源于西方，

最初中国只有太学而无大学，

康有为、< /p>

梁启超发

动戊戌变法时，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的一部分， 京师大学堂也成为中国近

代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

开启了中国近代新式 大学教育，

此后大学生最为一种社会群体登

上中国历史舞台，

< p>并活跃于民国时期，

从五四运动开始，

近代诸多社会运动都有大学生参与。< /p>

甫一登场，

大学生便呈现出慷慨激昂的特点，

< p>晚清时的论者对他们寄予厚望，所谓

“前

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 /p>

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

”论

< br>者将大学生群体视为中国重新振兴的希望，

也因为如此，

大学生在中国近代 的政治中扮演了

独特的角色，

但实际上，

近代大学生群体 本身并未摆脱士农工商的界定，

在社会角色定位上，

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处 于“士类”，也由此导致不少大学生与社会脱节，缺少行动力。

民国时 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

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

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 /p>

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

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

“早上睡懒觉，

上午打球玩，

下午看电影，

晚上去餐馆”

中度过 的。

更有甚者，

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

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

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

他在大学时，正好

20

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

一团遭，于是整日 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

59

天里打牌

15

次，喝酒

17

次，进戏

园

11

次，

逛窑子

10

次。

在日记中，

< p>胡适还记录了

1910

年

2

月

12

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

家闹事，

被巡捕罚款

5

元的事。

当然，

胡适作为学者，

日后回 忆这段事难免痛心，

称这是

“一

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

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

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 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

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

气 不打一处来，

向老鸨拍桌子：

“怎么不把那好的

介绍给我 ？”老鸨说：

“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

“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

我多出三十块大洋，

你去叫他滚蛋！

”

老 鸨见钱眼开，

当即跟老头儿毁约，

于是那姑娘就

“转

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

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

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

跳舞是从西方

< p>
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

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

自然率先参与，

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

左拥右抱，

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 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

“悉逞豪奢，

挥霍无量之

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

“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

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躍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

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

显然，

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

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这些爱逛窑子跳舞的大学生，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 /p>

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

5 6.3%

出身于官宦

家庭，

20.3%

出 身于实业家庭，因此他们本身就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而当时的社会环境，

对大学生也抱 有极大期望，

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当一个小职员，

这会被亲戚朋友所不

齿。

1937

年

8

月

5

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 ，毕业于

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

期望月薪

140

元，

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

期望月薪

150

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 京

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

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

月收入也就

15

到

30

元，

可见

大学生的期望有多高了。

在工资上的高期 待外，

民国大学生在择业上，

也有独特的行业期待——当公务员。

进入

政府机构，是当时多数大学生的选择，

“把做科员书记当着唯一的目 标，绝好的出路。”除

了想当公务员，这些大学生也不想去偏远农村。

然而如前文所述，不少民国大学生自身素质低下，大学四年混吃等死，没学到真本事，< /p>

自然找工作困难，

加之民国大学文理严重失衡，

文科类大学 生数量众多，

而当时的中国有无

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这导致大量文 、法、商科学生失业。

就算大学生顺利毕业谋得一份职业，

< p>其表现也令用人单位难以满意，

中华职业教育所曾

做过一个调查，结 果令人堪忧：

“（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

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

太鲁莽；

有始无终，

遇事敷衍；

不听指挥。

关于 道德方面：

自视太高；

脾气太大，

计算薪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