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 排名试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中的作用上

试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中的作

用（上）

?

2012-05-29 15:00:06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2011

年第

12

期

摘要：

西方传教士在华兴教办学，< /p>

是他们试图用基督教征服中国而采取的一

种手段。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积 极创办教会大学，主动参与国立大学的创建，

把西方大学教育的理念、管理、课程、内容 、方法等引介和移植到中国来，客观

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创 立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

中国近代大学，传教士，教会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是在晚清废 除传统教育制度、

改革传统教育机构的基础上，

模

仿和借 鉴西方近代大学制度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考察中国近代大学创立和发展

历程，

总结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历史经验时，

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方传教士的作用和影响问题。

诚然，

西方传 教士在华办学兴教中所表现出的传教

意识和文化扩张野心昭然若揭，

但他 们通过办学或参与办学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超

越了他们的初衷，

客观上对中 国大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此应

该给予实事求是和恰如 其分的评价。

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与兴学历程

西方传教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①，

来 源于西方基督教各教会组织。

传教士的

本业是播撒福音、培养信徒，同时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积极参与资本主

义的殖民扩张活动，

足迹遍 及资本主义之势力所及。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经历了

一个曲折的历程，< /p>

有籍可考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初，

约在公元

635

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

Nestorianism

）曾 一度进入中国，史称“景教”，

但没有太大作为。

元初，

基督教罗马派也曾进入中国传教，

也没有产生太大社会

影响。

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客观上使得与西方先进

生产力和先进科技联系密切的基督教在华扩大传播成为可能。

这时，

除传播天主

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 科学技术

知识。他们积极奔走于达官显贵之间，赠送科技奇物，宣讲科技知识，译介科学

著作，引起了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关注，在一些地区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但从清雍正实施严格的禁教政策开始，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逐步变得举< /p>

步维艰，

其传教事业亦几乎销声匿迹，

这种状况直到鸦片战 争爆发延续了近百年。

[1]

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传教士的活动还不 能对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中

国教育产生多大影响。但传教士东来后对宋明理学的抨击 ，对科举制度的批判，

对现代科技的推介，

以及对人性解放的倡导等，< /p>

就像是给中国传统社会这块平静

的湖面投入了一块块石子，

打破了它的平静，

激起一阵阵涟漪，

他们的思想和言

行不 能不说对后来中国近代教育的到来起到了一点催生的作用。

[2]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较大影响应当是鸦片战争 之后的事情。

1840

年

英国的坚船利炮不仅轰开了清帝 国闭关自守的国门，

而且撕破了厉行百年的禁教

藩篱。鸦片战争以后，西 方传教士借助侵略者的武力余威，把一系列所谓“传教

宽容条款”塞进强迫清政府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以及

随后签订 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为传教士建造教堂和到内地开展传教活动打开了

自 由的通道，西方基督教各差会相继派遣传教士并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广大地

区。从此，中 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文化的变迁，就深深地打上了传

教士的烙印。

尽管这种变化是被动的，

抑或无奈的，

但这种以殖民扩张和传教联

袂带动起来的中西交往，

就使传教士在传播宗教和推进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特< /p>

殊的历史角色。

毫无疑问，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基本使命和首要任务就是传教，从“景教”的

传入，

及至利玛窦

（

Matteo

Ricci

，

1552

－

1610

，

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

的到来，

直到司徒雷登< /p>

（

John

Leighton

Stuart

，

1876

－

1962

，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

的别去，莫不如此。事实上，许多传教士也确实是怀着狂热 的宗教信仰，为了传

播基督教，

用基督教征服和取代中国文化而经难历险 来到中国，

但从实际传教过

程中的表现来看，

情况远不是 这样简单。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

情况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 。

如果说之前传教士主要以宣讲

《圣经》

和以传播西方文明为传教 基本手

段的话，

那么在此之后，

他们则更多地以宣传近代 科技和兴办教育事业为其播撒

福音之依归，即“欲以学校为一种辅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 音之业”。

[3]

他们

传教事业的范围亦明显扩大，

他们的视野已不仅仅停留在宗教方面，

而更多地涉

足政治、科 技、教育等世俗事业，逐步形成基督教事业的四大支柱——“布道、

出版、教育、医药” ，并成为后继者孜孜追求的目标。

[4]

综观西方传教士这一

时期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兴办教会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西方传教士十分看重兴办学校和培养人才在传教中的 作用。

早在鸦片战争以

前，

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马礼逊< /p>

（

Robert

Morrison

，

1782

－

1834

）

和米怜

（

William

Milne

，

1785

－

1822

）

就于

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以中国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

英华学堂（

An glo

－

Chinese

College

）。南 京条约签订后，更为基督教各教会和

传教士在香港及各通商口岸设立教会学校打开了方便 之门，

英华学堂随即迁到香

港，并很快产生影响，引来各路传教士的效仿 ，一时间，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在中国土地上。虽然这时的学校规模小，程度低， 而且很难招到学生（学校

不但免除学生的学费，

还提供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