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卡片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艺术

2021年1月20日发(作者：深渊坐骑)
西安文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绪

论







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既是一 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
家。汪曾祺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
30
年，
到
80
年 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
20
世纪中国文 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
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 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汪曾祺
80
年代后的
创作风格，在其
40
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汪曾祺
80
年代
的繁华 ，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
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 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有一年夏天，它
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 花。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我
80
年代初忽然
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 br>①
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
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 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
的愉悦。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 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
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 对生活的感
觉。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散文化的
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他用最经济的文学
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汪曾祺曾谈到：
“一个 短篇小说，
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
”
②
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 的向心
力。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而且会产生这样一
个 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按常规小说是
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 进行完整的叙述
,
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
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
,
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可讲
,
因此也就缺乏故事赖以依附的完
整情节
,
缺乏完整生活场面的展示与清晰完整的人物行为描写。汪曾祺坦言：
“我不 善于
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
太真 实。”
所以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是主体对某种情景的瞬间感受，
是作者对某种 情感的抒发。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他的一次

1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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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生体验，细腻却不乏味，散漫却不冗长。

汪曾祺的创作，从小说到散文，从诗歌 到戏剧、文论，从语言到结构、文本，无一
不受众多评论者的青睐，分析品评的笔触由汪曾祺具体的文章 开始，一直剖析到汪曾祺
内心深处，大有穷其根本的势头，胡河清在《汪曾祺论》中说他“既修为高深， 亦近炉
火纯青的境地，又不失去生命感性的体验，能够在有情世间出入自如。”
④
汪曾 祺的影响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创造模式，在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创造出散文化的小说，形成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一、

松散随意的结构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松散随意的结构。

传统的小说结构是以完整的故事情节为框架，来设置小说的开端、发展、高

潮、结局 。而汪曾祺的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形态，着意于叙述者内心意蕴的抒发，
其故事情节呈现散文化的 片段，不再是有头有尾的连贯故事。作品通过片段事件的叙述
和自然景物以及社会风情的描绘，呈现出一 种形散神聚之美。

汪曾祺曾界定自己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潮、 悬念”，
结构松散的小说，为“散文诗式小说”。
⑤
它的文体特征体现了散文的叙事模 式对现代小
说的影响和渗透，也体现了作者在停笔多年后对人世体察的老辣和独到。

在
《受戒》
中，
一以贯之的是明海当和尚受戒这件事。
作品围绕这条线索描写 了明子
与英子青涩朦胧的恋情，文章开始为读者展现的是一个叫作明海的小和尚，以及他“出
和 尚”的家乡。镜头慢慢推进，出现与他一同乘船的英子，庵里的师兄。而他们的性格、
命运也在作者娓娓 道来的叙述中展示出来。不以人物为中心，不考虑中心事件的结构，
它就形成了超越传统小说的“散”的 结构模式。

经过一番审美关照之后，
我们发现故事看似散乱，
其实是有一条 线隐隐贯穿其间——
人物和事件链接上的戒与恋。作者说的明白，在《受戒》中他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 个
梦，是对初恋朦胧的感受。恬静怡人的庵赵庄，两小无猜的小儿女，是作者用情编织的
一种理 想花环，创造的一种和谐、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活形态。由
于作者用深沉的情感来组 织这些散的事件，作品便成为一个极富张力的情感结构。这种
出乎法度之外，而又无处不合乎法度，浑然 天成就是它的“形散”而“神聚”。这种主
体情绪隐含于叙事中，而叙事又散淡随意，正如苏轼所说：“ 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
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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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这种信马由缰、为文 无法的结构布局，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
却神韵十
足，有如国画中的小品，好像一 个册页，一个小条幅。其中非情节因素的涌入，为人物
活动提供了一个细腻恰当的背景。在《故里杂记· 李三》中，李三既是这篇小说描写的
主要人物，又是结构全篇的叙事线索。他是地保、更夫，同时又是庙 祝。由李三几种职
责引出当地的有关风俗，用顶针连续的手法一件一件往下说。就像聊天，说着当地人们
的生活；带着善意的调侃，幽默
;
最后，才用八分之一的篇幅，完整地写了一件事；李 三
因这些天坊里“没有死人，没有失火，没人还愿，没人家挨偷”，“日子委实过得有些
清淡” ，于是在敲更的时候，偷篙子被抓认罚。最后一句“李三挨罚，这是有史以来第
一次”，便戛然而止，令 人回味无穷。《鸡毛》中由文嫂引出先生们，由对先生们的宿
舍描述又牵出“姓金名昌焕”的“二十年目 睹之怪状”，直到最后才出现“鸡毛”这一
中心事件，整篇小说似乎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大淖记 事》也是用大篇幅的笔调
来描写“大淖”这片独一无二的水域，其特别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也就引出了 十一子
与巧云的悲剧。汪曾祺的毫无定式，随心所欲的写法使小说结构得到了很大的解放，这
也 大大激活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这种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同时也是他对生活的基本态
度，切合了他的审美 理想。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巧妙地将这种审美理想隐藏于故事背后。
以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汪曾祺的 作品读起来看似散漫，但他内在的创作情绪却始
终影响并引领着读者。

结构的“松散 ”凝结为小说艺术的外在形式就是他的散文体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
“散文化”。这一点无疑是对当代小 说的散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⑦
二、

散文化的人物描写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还表现在用散文的笔法叙写人物。

一般来说，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而人物的刻画主要是用事件、情节、环境
来完成。汪曾 祺在人物描写上，打破传统小说描写人物的方法，将散文化的写人手法移
植到小说中来。他不强调故事情 节的环环相扣，设置悬念，而重在对人物性格的塑造。
他的大部分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但却不能 一一说出人物的来龙去脉。例如《老
鲁》、《王全》等文章中的人物塑造，他们的身世、遭遇和结局，谁 也说不清。但他们
的性格却是那么栩栩如生。这得力于作家那表现力极强的叙述语言对人物性格作精凿细
刻的描写，使读者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难忘的印象。这些叙述语言的部分就是散文笔法。
《受戒》 中对仁渡的描写，就很典型。没有中心事件，只是从生活琐碎的细节中我们看
到了一个聪明精干、身怀绝 技的和尚，从水调山歌中我们听出了他的风流倜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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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曾祺的小说可以感觉到，
作家一般不在矛盾 冲突中表现人物，
不是通过人物与人
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纠葛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
而是将人物分割成一个一个的
“个体”
，
通过对他们各自的经历、命运或行为的描写， 表现人物的个性——他们的人生际遇，喜
怒哀乐，各自独特的意识和品性，使“每一个都是一个整体，本 身就是一个世界。”这
种写法与他的作品缺少集中讲故事、缺少具体情节的

“散”式 结构是相一致的。由于没
有中心事件和一个围绕中心事件设置的结构，就使人物失去了凝聚点，人物与人 物之间
联系不那么紧密，就“散”成了一个一个的“个体”。这是散文笔法描写人物的一个方
面 。

在《鉴赏家》中，作者对人物就作了分割，不分主次，各作平行描写。文章开头就写
到“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⑧
接下来便独立成章，描写叶三卖果子的特别之处。叶三的果子得四时之先，他卖果子，不只是为了挣钱。他喜欢走
街串巷看沿路 的风景，更喜欢季陶民的画，自然引出画家季陶民，而季陶民画画时喜欢
吃水果。文章为这对知己各自立 传，使人物各有其貌，各得其心。但人物之间彼此却不
割裂，
均有内在联系。
《岁寒三 友》
就是以三个挚交为线索的。
这样小说中的人物既
“散”
又“联”，使全篇 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有些作品，仅集中描写一两个人物，对主人公的一生进行描述，如 《小芳》、
《迟开
的玫瑰或胡闹》；有的写一个人的几个侧面，类似于素描，如《詹大胖子》、 《李三》。
从不同的方面来塑造人物，看似零零散散，但人物形象却异常丰满。《詹大胖子》中从
詹大胖子的工作地方写起，写他的外貌、工作、业余生活，接着笔锋一转说詹大胖子很
坏。这里的“坏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而是人性中贪小便宜的那种坏。对于他
坏的表现，作者也是用一种调侃的 语气来讲述的。詹大胖子偷卖糖并没有给学校带来多
少坏处，最后反而成了五小学生的美好回忆。从詹大 胖子对张蕴之与王文慧的包容，可
以看出此人并不坏。《故里杂记》写李三也是从他是地保、更夫、庙祝 的职责情况和他
的日常生活来进行描写的。这种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散文手法叙写人物也是汪曾祺小说< br>散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对人物作个体描写时，
汪曾祺还运用分合的手法，
既分开来逐一描述，
又合起来交
叉描写，以弥补分写的不足。《星晴天》在分写学校各 个教员的经历后，又以一次舞会
将其汇合，点出赵宗浚心中的痛楚，王静仪的追求。《羊夕一舍》在分别 描写小吕、老
九、
留孩和丁贵田四个孩子以后，
合写他们在一个夜晚相聚的情景。此外，
《岁寒三友》
、
《王全》、《安乐居》等也都用了这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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