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学习计划政治小说

2021年1月26日发(作者：少帅你老婆跑了)
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



■

耿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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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论坛》

2007
年第
1
期




本文共分
5
页
:[1] [2] [3] [4] [5]





摘要：
晚清时期大量出现的
“新小说”是 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标志，
文学担负
起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角色。
政治小说是 这个时期人们宣传政治主张、
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
载体，
它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或 者说它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
政治的
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成为中国文学由传 统步入现代的一个突出表征，
浪漫主义政治和浪漫
主义文学具有一种同源关系。




关键词：晚清新小说

；文学政治；社会心态变异；理性主义的激情化




中 图分类号：Ｉ
206
．
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
1003
－
854
Ｘ（
2007
）
01
－
0114
－
06







一








1 900
年的“庚子之变”是晚清社会变迁的分水岭，慈禧太后在守旧派彻底失败之后，
也不得不 倡言改革了，
由此开启了历史上所谓的晚清新政时期。
由清廷启动的这场自上而下
的改 革运动，酿成了一种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风气，由此维新、变革、改造社会等
等成为时代的主导 话题，
求新、
求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由此，
引发了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 br>首当其冲的是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由于清廷开始倡导西学，
而受到冷落，
更由于科举制度 的
废除，而遭受沉重打击。庚子之前讲西学的人除了为数不多的“康党”之外，并不多见，而
庚 子之后则风气大变，
士人阶层几乎全都卷入到如火如荼的兴西学热潮中，
连旧学大家如桐
城派古文学家吴汝纶也作出这种预言：
“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
”
①

朴学大师孙诒让也对自己所治的旧学作出这样的反省：
“救焚拯溺，贵于开悟国民，
讲习
科学。不佞曩昔所业，固愧刍狗已陈，屠龙勿用。
”②由此， 自命代表“西政之本源”的政
治法律书籍成为时代的畅销书，
如此相应的是
“法政学堂 ”
等新学堂遍地开花，
成为新的
“官
员养成所”
。但这些并没能缓解 失去了传统“晋身之阶”的士人心中的焦虑和惶恐。诚如时
人所言：
“庚子重创而后，上下震动 。于是朝廷下维新之诏以图自强。士大夫惶恐奔走，欲
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问新学。虽然，甲以问 诸乙，乙以问诸丙，丙还问诸甲，相顾错
愕，
皆不知新学之意何云。
于时联袂城市，< br>徜徉以求苟合，
见夫大书特书曰
‘时务新书’
者，
即麋集蚁聚，争购尤 恐不及。而多财善贾之流，翻刻旧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学
人昧然得鱼目以为骊珠也。朝披夕 吟，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新学在是矣！
”
③在这种急功近利心态下所接受的新学 ，
显然会大失其原味。
与此相应的是对西学的推崇引
发的对新的政治趋向的追求，仿行 西方，
进行立宪，
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要求。
《东方杂志》
这样报道：
“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合异口同声。
”④

在< br>这种趋势之下，
守旧派已成为为大众所不喜的人物，
许珏因为上书反对立宪，
招 致的反应是：
“朝野哗然，以为阻挠立宪，非愚则狂。
”⑤




西学的兴盛培养起新一代读书人对“理性”的崇拜，即相信只有“公理”才具有判断一
切的权威性，
而公理也就是来自于西方的物竞天择、
天赋人权、
自由平等这类出自现 代性意
识形态的真理，
这种空前
“崇理”的风气对于推动革命是大有助力的。
孙中山先生对庚子前
后人们心态的变化感触颇深：
“当初之失败也，
（庚子之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
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 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
人交游也。唯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 扼腕叹息，
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 br>已有渐醒之兆。
”




受这种
“崇理”
思潮影响最大的当推新式学堂里的青年学生，
这与遍及学校的革命党的
宣传教育是分不 开的。在变革时代，
“时势权力”与实存权力相比毫不逊色，
甚至更有力量，
因为它掌 握了人心的指向。
实存权力可以管束人的身体，
但管束不了人心。
人心所向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在公理信仰者看来，
公理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br>是
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
它之所以不可抗拒，
是因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 ，
正如邹容所
说：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 亡过渡时代之要义
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 进文
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
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
”⑥
由此 ，
这种崇拜公理的进步主义信仰成为时代的强势主导话语。
这种时代强势话语是为要求
变革的不同政治派别所共享的，
康梁君主立宪派和孙中山同盟会之间的不同并不在于对这种
公理 的见解上有所不同，
而在于实现公理的方式途径以及对实现成本、
代价的考虑等不同而
已。这种对于天演公例、世界公理的信仰构成了时代文学政治话语的核心。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考察法国大革命兴起的根源时说道：
“旧制度消亡的真正原因仅 仅
在于它赖以为基础的传统之削弱，
在经历了一而再，
再而三的攻击之后，
旧 制度再也找不到
更多的拥护者，
于是它就像一个根基遭到破坏的建筑那样天然坍塌了。
”
⑦

返观清王朝的覆
亡也是如此，
支撑旧的制度的文化信仰在理性 主义文化的冲击下人心丕变、
土崩瓦解，
是导
致清王朝灭亡的深层原因。
理性 主义的抽象性、
逻辑性以及一理万殊的普适性使它在扫荡经
不起理性验证的历史遗规、传统习俗 时极具杀伤力，几可使旧信仰、旧习俗毫无还手之力，
从“新小说”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现代公理 的威力。




晚清“新小说”发源于梁启超
1902< br>年
11
月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新小说》杂志，梁启超
不仅意识到了小说对于改良 群治的重要性，
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创作了新小说的开山之作
《新
中国未来记》
。其主要目的是要借小说来“发表政见，商榷国计”
。这部小说的影响主要不在
于它是对新中国 的未来的畅想曲，
而是在于他对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的彻底消解：
他在小说
中将专制政 体视为“一件悖逆的罪恶”
，因为“任他甚么饮博奸淫件件俱精的强盗，甚么欺
人孤儿寡妇狐媚 取天下的奸贼，
甚么不知五伦不识文字的夷狄贱族，
只要使得着几斤力，
磨
得 利几张刀，
将这百姓像斩草一样杀得个狗血淋漓，
自己一屁股蹲在那张黄色的独夫椅上头，便算是应天行运圣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
”这种对于传统政体合法性的彻底否定，正是来自
于一种理性主义的彻底性。只是出于一种代价、成本的考量，
梁启超后来才主张一种“无血
的破 坏”
，但公理主义信仰使他不可能真正排斥革命，他只是一个策略意义上的“政治保守
派”，并非西方意义上那种致力于自由与秩序的考量的经验主义的改革者。


晚清新 小说的公理崇拜除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外，
还深受中国传统的大同主义的影响，
康
有 为的
《大同书》在理念上的彻底性是令现代人都瞠乎其后、
瞠目结舌的。
他对于新社会 的
构想是一种唯理主义的演绎式思维，
《大同书》可以说是一个把理性进行到底的范例。但现< br>实中的康有为还是把应然和实然区分开来的，
所以他的《大同书》
虽早就写出，但一直不 愿
公之于世，
因为担心此书一出导致的结果将会是血流成河，
他没有完全取消理念与现 实的分
野，因此只能成为一个理论和实践两分的改革者。他认为：
“
理想乃是将来的缩 影，而实际
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
”
⑧这当然也是他迅速为时代抛弃的原因。




公理主义在革命时代起着类似于革命的
“
发动机”
的关键作用，
它煽动起人们的热情和梦
想，呼唤人们主动参与到历史创造之中。 所谓
“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
，它迅速地推动了
晚清士风的转换 ，即由
“
名士
”
向
“
志士
”
的转变，使得 创造历史的英雄主义成为时代的主调。
实则吸引晚清理性主义者的并不是
“
理性
”
自身，
而是从对理性的信仰中生发出来的激情和创
造新世界，
使自己留名 千古、
铜像巍巍的使命感。
这种激情化的理性崇拜和英雄主义的使命
感使他们排斥对其 信仰的理性本身进行任何理性的反思，
因此它沉浸在自己的信仰之中，
除
了信仰之外再 不考虑其他，
并拒绝任何批评，
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视为必须剪除的敌人。
由
此它不仅违背了理性必须从正反双向进行才能发展存在的本质，
而且取消了对理性的任何限
制， 走向一种唯理主义。这种公理崇拜可说是催生出了现代中国第一代可称之为
“
理念人
”
的现代知识分子，但这种理念人只是将传统静态的
“
天理
”
代之以进 化的
“
公理
”
而已，
尚未领
会真正的理性思考的真谛。公理至上填补了传统信仰退位留下的空缺，
满足了现代人追求政
治自由的需要，
但 由于这一需要完全排斥了其他的需要，
则可能会导致一种新的绝对主义的
公式化的思维方式。< br>政体、
国体在传统专制时代都是不容人置喙的问题，
到了清末新政时期，
则成为 人人都可以置喙的热门话题。
人人都可以自由设计选择政体、
国体，
这种政治上的开< br>放、自由可以说是空前的，传统束缚至此已完全失效。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开篇就是写现
代的读 书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常规：书中的宁孙谋是康有为的化身，他首先要做的是
“
要
做 一部书，
人皆晓得十三经要读的，
殊不知道经书，早被秦朝一把火烧尽了，其余多半是后
人伪造。我想出许多证据，在肚子里尚未写出，趁着日长无事，要做成这部书，免得那些迂
儒，谈三皇 ，说五帝，弄得浑身束缚，一样事都做不成功。
……
我做这部书的意思，是要先
将读书 人第一个照例的念头打断，你道好不好？
”
他的朋友听到他的这番高论，都佩服得五
体 投地。挣脱了常例束缚的读书人，
或主君主立宪、或主革命暴动、或主海外殖民
——
在 与
世隔绝的孤岛上建立理想国。
政治选择的不同也决定了小说想象模式的差异：
君主立 宪派的
《新中国未来记》
，在虚拟的倒叙式叙述中仍在延续与革命派的激烈辩论，具有较强的现 实
针对性。
《痴人说梦记》则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小说的代表，他们都钟情于在一个与世隔绝< br>的孤岛上建立一个文明极致的模范新社会，其理想越高超、彻底，
也就离现实越远。如后来
鲁哀鸣的《极乐地》
等等也是如此。
革命党小说则多在现实背景下展开理想，表现出一种写< br>实和浪漫相结合的倾向，
崇高的理想通过斩草除根式的革命彻底性表现出来，
这可以《黄绣
球》为代表。







源于唯理主义的革命最为反对的是从
“
枝节上的推求
”
，
即 零碎的、渐进的改革，
而追求
根本性的变革、理念上的彻底性。如《黄绣球》用了两个比喻来表 达这种彻底性：一个比较
常见，
即房子要倒了，是修理它还是拆掉它彻底重建，革命者的选择显 然是后者。
即不拆旧
房子建不起新房子。第二个比喻是花和蚂蚁的比喻：黄通理问两个儿子：< br>“
譬如一棵花，种
在地上，花上爬了些蚂蚁，这便怎样？难道就把花掐了不成？
”
那大的说：
“
这与花何害？只
要将蚂蚁除去便是。
”
小的 则说：
“
不然，
好好的一朵花，
固然不能掐去，
但是蚂蚁除了又有。
就算这枝花上除去，他又爬到那枝花上去了，除之不尽，劳而无功，不如寻着蚂蚁的窠，或
是掘 了他的根，
或是把种的花移种在好地上去，
叫蚂蚁无从再爬，
然后我们的花才能开得枝
枝茂盛，年年发荣。
”
黄通理听他小儿子的话，十分中意，而对大儿子的回答则大不以 为然。
以喻体代本体，
以论理代实在，
是唯理主义思维的一大特点，
从其比喻 自身来看它是合乎逻
辑的，
但建设一个新社会显然不像拆、建房子那么简单。
花和蚂蚁 的比喻也是如此，恶并不
只来自于外界，
也来自于人性自身，
人的本性中就有非理性的 、有缺陷的一面，完全理性化
只能导致人性的异化。因此此处的
“
花和蚂蚁
”
本为一体，
不是可以单独分开的。喻体和幻像
在政治小说中的泛滥，
是时代政 治文学化的一种突出表征。
但现实政治是不可能靠一两个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