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书籍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2021年1月26日发(作者：孙坚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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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朱晓燕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 少在公元前
21
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 仅起
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 法制的历史沿革
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 、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
的体制是一种家国 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
封建制 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
;
体现在诸侯国中就 是国家内部卿大
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
;
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
;
在社会这个
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 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
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 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
国、小国都希望 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
法治 国。公元前
536
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
)
，后来，晋国也“作 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
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 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
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 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
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
法家的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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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 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
,
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
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 准
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 是说，在“法”
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 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
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 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
触、前后矛盾
;
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 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
“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 一不可。同时
,
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
者 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
用权术
,
必须依靠权势
;
没有权势，
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 主，
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
因此
,
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
的主 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 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
法而 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
?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 法，因事而制礼”，
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 br>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 化、
不断进步的。
所以，
“今欲以先王之政，
治当世之民，
皆守株之 类也”。
而“明据先王，
必定尧、
舜者，
非愚则诬也”③。
那些根本 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
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 代面
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 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
是形同虚设 ，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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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 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
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 ，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
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 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
;
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 br>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 吏就不能
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 半独立的王国，这样
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 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
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 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 、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 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有善于前，有败于 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君主不在次列
)
，第二是废除贵族
(
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 br>)
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
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 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
政令的统一，而且 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 ，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
顾问，以使 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
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 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
求，它反 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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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 提出“名主治吏不
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 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
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荀子的“ 有治人，
无治法”，
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
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 ”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
灵活、廉洁和清明。荀 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
守法和秉公 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 的，而真正要使之
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 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
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 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
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 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
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 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
.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 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
特征就是社会 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
成 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
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 专制主义统治，法
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 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
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 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
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 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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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 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
作则，奉公守法，才 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
;
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 而
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 职能是监察百
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 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
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 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
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 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
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 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 世就有出现的可能
;
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
以法律约束 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 ，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
大的影响。历 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
;
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导致政
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 盛衰的作用，开始逐
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 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
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 ，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
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 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
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 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
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 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
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 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
威，保障社会主 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